从逻辑上看，高利贷危机造成的个体企业资金链断裂死亡，点燃了互保危机的导火索，使得企业隐性的互保风险迅速地、无边地蔓延。之后，银行惜贷，民间惜贷，企业断“血”死亡。地上与地下金融一起合谋了这场危机。
去年末，在高利贷危机爆发的时候，温州市政府拿出了10个亿建立应急转贷基金。一年后，温州市政府再拿出10个亿。如今，一共20个亿的应急转贷基金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转贷。“政府支持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可见形势之严峻。”周德文感到担忧的是，除此之外，政府基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浙江互保重灾地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这是一场由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引发的典型的债务危机，但更像是一场瘟疫，来势汹汹，防不胜防。
“瘟疫”之源来自一个叫天煜建设的公司。这家公司注册地在浙江东阳，注册资本8000余万元。2011年12月20日，其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2012年1月起，受天煜建设影响，为其互保、联保的多家企业开始遭遇银行收贷。之后，这场始于天煜建设的借贷危机因错综复杂的互保、联保关系不断传染、蔓延、辐射，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一份来自杭州家具行业的报告指出，收贷事件涉及、等23家银行，关联债务金额超100亿元，相关企业逾百家。
重灾区杭州
在这个以天煜建设为原点的互保危机圈上，处于一级圈内的是嘉逸集团和华洲集团，它们又各自成为更大的“传染源”形成不同的互保危机圈，一发不可收拾。
以华洲集团为原点的二级互保圈涉及5家企业包括荣事实业、高盛科技、浙江中业控股及下属关联公司、浙江正见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以嘉逸集团为原点的二级担保圈包括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其中三家是当地的大型龙头企业，总资产逾55亿元。
天煜建设在建设银行的1.4亿元贷款，其中9000万元由嘉逸集团与之互保。2012年1月，受天煜牵连，嘉逸集团共被8家银行收贷1.15亿元，顿时陷入困局。仅就天煜建设而言，它的贷款总额不算太高，大部分的贷款与嘉逸集团互保，直接所涉企业并不太多，它的破产本不足以引起大的危机，但它所点燃的嘉逸集团确是一个重磅炸弹。
嘉逸集团是杭州家具行业的龙头企业，曾入围2008年奥运会办公家具供应商。3月初，与嘉逸集团和华洲集团均有互保关系的浙江荣事实业集团被(601169,股吧)收贷3000万元。荣事实业又是一个地雷，它是国内人造板行业的领军企业，以它为“传染源”的三级互保圈中，涉及的企业包括虎牌集团、九龙控股、朗华家具、博洋家具、荣业家具、管道、东新木业等近10家。在第四级互保圈中，与浙江九龙控股互保的又有博洋家具、杭州康顺；与浙江博洋家具互保的单位又有浙江晶瑞办公家具、浙江麦尚实业等。
3月26日，虎牌集团受荣事实业收贷影响，加上自身因收购引发问题，被(600015,股吧)收贷4000万元，3月27日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被卷入第三级担保圈危机中的虎牌集团是浙江地区备受瞩目的明星企业，连续5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拥有绝缘子、电务、电气、电缆及铜业等多板块的多元化控股集团。
目前，虎牌集团正在重组过程中。
与此同时，虎牌集团下游担保圈即第四级担保圈的6家互保企业陆续出现被收贷的情况。例如，互保链上的正邦水电自4月起，短短45天，被4家银行收贷1.05亿元。
正邦水电原来与另一陷入危局的企业中江控股也存在互保关系。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已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之巨。
正邦水电很庆幸地在此之前及时与其完成了数千万元担保款项的交割，免受其害。但最终因虎牌集团还是陷入了互保危局。
诸暨崩塌的企业信用
起源于杭州的这场危机持续发酵，蔓延到了距离杭州不远的湖州市。处于此次危机“二级担保圈”中的另一家杭州企业浙江高盛科技，其老板为洪汉民，浙江桐乡人，在浙江实际控制9家企业，除高盛科技在杭州外，其余企业均在湖州。
受危机影响，洪汉民于2012年3月跑路加拿大，总共留下高达18亿元的欠债，其中10亿元为银行贷款。那些为洪汉民旗下公司担保的企业深受重创。而且，来自洪汉民的危机波及到了数百公里外的绍兴。位于绍兴上虞的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和位于绍兴诸暨的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正是深受其害的两家企业。
洪汉民跑路后，多家银行找到了为其提供担保的康辉铜业，康辉铜业被迫停产，董事长陈德康被当地公安部门控制。康辉铜业处于第三级担保圈，与其存在互保关系、处于第四级的大约10家企业岌岌可危，再往下处于第五级担保圈的近10家企业日子也非常煎熬。
其中一家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包装企业为康辉铜业6500万贷款提供担保，自身还欠了银行4500多万债务。
另一家为康辉铜业担保的经发实业集团，又是一家“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该公司注册资本58721万元，总部位于浙江诸暨，管理中心设在杭州，产业涉及旅游、酒店、金融、房地产、纺织制造、对外贸易等众多产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发实业参股了多家银行，包括浙商银行、徽商银行、包商银行、诸暨农村合作银行等。
康辉铜业出事后，经发实业很快受牵连。坊间传言，经发实业涉及负债近30亿，民间借贷近8亿。但该数据无法得到核实。
官方消息称：经发实业集团由于企业过度扩张、受关联担保企业牵连等因素影响，遇到了现金流紧张、负债率上升等困难。
经发实业陷入信贷危机之后，鉴于该庞大经济体在当地影响巨大，诸暨市政府介入帮助企业重组自救，终得以平稳过渡。
诸暨的另一互保企业——冠军集团也陷入了焦灼。据悉，与冠军集团互保的企业包括经发实业、达亨控股集团、(002647,股吧)等10家企业。其中，为经发实业担保的金额为1400万元，为达亨控股集团担保的金额为7500万元和330万美元。真正将冠军集团拖入债务泥潭的是达亨控股集团。
2011年11月，洲际橡胶集团因民间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条断裂。与冠军集团存在互保关系的宏磊股份同时也是洲际橡胶集团的互保企业，曾因此发不出工资导致工人堵门。达亨控股集团为洲际橡胶集团提供了9200万元的贷款担保，因而陷入还贷危局，董事长何先永被当地警方控制。
达亨控股集团是绍兴地区的一家大型制衣企业，从1981年的一个小作坊起步，最后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跨国企业集团，年出口创汇超过1亿美元。
据公开报道，为达亨控股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包括冠军集团、濠泰机械、海魄集团、爱莱针织公司等16家企业，担保金额为5.22198亿元。何先永的绝大多数资产投资在海外，无法在短时间内变现偿还债务，终在6月17日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批准逮捕。
为其提供7500万元和330万美元担保的冠军集团深受其害，被各大银行逼迫偿还银行贷款。该集团董事长骆冠军今年6月8日向涉贷银行公开承诺：即使卖掉所有家产，也一定会努力让银行贷款资金不受损失。
冠军集团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香榧加工基地和苗木繁育基地。据公开报道，骆冠军卖掉了他旗下“香榧会所”90的股权，变现了5500万元的现金，之后归还深发展银行2000万元，(601009,股吧)1000万元，浙商银行1000万元，诸暨宏润小额贷款公司1000万元，诸暨海博小额贷款公司700万元。
至此，那些与冠军集团互保的企业，以及更多的陷入互保危局的企业境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诸暨当地的企业信用体系近乎崩塌，企业主们纷纷撤保，包括何先永在内的多位当地企业负责人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抓捕。然而，担保的危机始终难解。
令人担忧的是，这仅仅是浙江庞大的互保、联保网络的一个缩影和分支。我们只看到了危机的起点，但看不到边界，也猜不到结局。
浙江互保危局中的牺牲者
1.2011年11月，杭州钱江开发区的绿成集团资金链断裂，债务危机爆发，债权人纷纷起诉，很快，与其互保的企业卷入诉讼，被要求代偿债务。根据公开报道，“绿成互保危机”直接涉及到的企业超过14家，这14家的年产值超过60亿，员工人数超过7000人，银行贷款金额超过41亿。仅浙江通达实业有限公司就为其提供担保7000万元。据悉，绿成在江苏进行的房地产项目亏损严重，而绿成的董事长本身在民间借贷的高利贷高达5亿~6亿元，并涉嫌合同诈骗。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
2.5月2日，海宁宏昌制革的老板黄健留下了近10亿的巨额债务跑路加拿大，为其提供担保的吉恩仕、万方经编、八方布业、耐尔袜业、圣奥集团、宏厦装饰等多家企业受牵连。据悉，宏昌的银行贷款高达8亿多，至少涉及当地七八家银行。
3.5月4日，浙江亿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倒闭停产。公司公告称，因经营不善，无法正常生产，企业所有资产已经由当地人民法院进行封存。坊间传言，倒闭破产的原因或是亿达生物为其他企业提供巨额担保因而深陷困局。
4.7月8日，身负巨债的浙江浦江宏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绍江和妻子跑路迪拜。据悉，浦江宏业共有8200万元的贷款面临坏账风险，有8000万元民间高利贷借款合同也无力履约，同时还有对外高达1.54亿元的担保金无力负担。跑路半个月后，迫于国内各方压力回到了浙江。
5.2010年初，浙江宁海强蛟镇春雷电器集团因管理混乱、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产。不久，与春雷电器互保的另两家企业也相继宣布停产；之后包括宁海实力型企业九龙五金等在内的11家处于第二层担保圈的企业宣布陷入危机。半年后，危机波及宁海县另外的20家企业，这些处于春雷电器第三层担保圈的企业也因互保、联保关系面临被银行收贷的处境。
6.2012年上半年，温州乐清的浙江沪洋电气有限公司老板刘碎孟突然失踪，银行开始逼债，为其提供担保的多家企业陷入恐慌。据估算，全部担保金额或高达2亿。据了解，刘碎孟在失踪前，通过假并购、假转让等手段转移了公司及个人资产。
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整理)浙江互保病根不在互保制度本身
张建科
关于互保或联保贷款方式的起源已难以考证，但使这种模式发扬光大的，是被称为“穷人银行”的格莱珉银行。其创始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于1976年对42名最穷的农户进行小额信贷试验开始，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这个银行目前拥有超过2000个分支机构，650万客户，还款率高达98.89。它借用了类似中国古代保甲制的方法，让农民自愿组成五户小组，小组里互相担保，小组里只要有一户不还钱，其他户永远别想在银行借钱了。这就是邻里压力。很多经济学家用各种模型证明，这种压力的效果和抵押贷款一样，甚至更强。
互保与联保模式在中国最早被用于农户间的贷款担保。之后，这个模式被很多银行在商圈、行业协会、地方商会的企业之间采用，一度被当作商业银行的创新和经验广泛运用。银行可以借此控制贷款客户的信用风险。
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抵、质押以及担保贷款比例很低，贷款多是信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存在使得这成为可能。
但在我国，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不大，信用贷款自然只授予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一般
